垃圾分類與回收利用捆綁 鼓勵環衛工人和企業垃圾源頭分類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其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曾預言：“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之后，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又一次浪潮，將是世紀之交時要出現的垃圾革命。”也正是從2000年開始，我國啟動了垃圾分類試點。不過，在垃圾分類試點17年后，效果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就是“雷聲大雨點小”。

　　廣州市試行的“以回收利用帶動垃圾分類”模式，鼓勵環衛工人和企業參與垃圾源頭分類，雖然好像與專家們強調“我的垃圾我負責”有點距離，但這種鼓勵社會參與的“垃圾分類與回收利用作業捆綁”模式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

　　綜合自：

　　2017-05-05《南方日報》

　　2017-04-20《北京晚報》

　　1 北京晚報：廣州市探索“垃圾分類與回收利用作業捆綁”模式今年50歲的環衛工人袁身是廣州市越秀區2000多名環衛工人中的一員，同時也是一名積極的垃圾分類實踐者。每天下午下班后，袁身都會在廣州市越秀區白云街白云路的回收站“加班”兩小時。14日下午18時許，附近居民王阿姨拎著兩袋生活垃圾來到這個垃圾分類投放點。袁身接過兩袋垃圾，將袋中的幾個玻璃瓶取出放入廢玻璃回收桶，將回收廢玻璃的錢交給了王阿姨，剩下的垃圾放入垃圾分類桶。袁身說，他以低于市場價4分錢/斤的價格收購居民送過來的廢玻璃，存到一定數量再賣給企業，一邊分揀可回收物，一邊協助居民進行垃圾分類。事實上，包括廢玻璃在內的低附加值可回收物，由于體量大、回收運輸成本高，曾一度被第三方回收企業“拋棄”。

　　2014年，廣州探索建立了社會資本參與機制，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引導社會力量進入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市場。2015年，廣州出臺了廣州市購買低值可回收物回收處理服務管理試行辦法，以廢玻璃、木質廢棄物、餐廚垃圾等低值可回收物為切入點，聯合街道、環衛站設置回收點，直接與第三方回收企業對接。

　　企業收走廢玻璃“變廢為寶”，不僅為生態環境加了“分”，還為政府減了“負”。據廣州市越秀區城管局分類辦介紹，廣州每年產生的廢玻璃瓶約50萬噸，這些廢棄玻璃要占據20萬立方米的填充空間。過去環衛部門將廢玻璃運往填埋場，運費在160元/噸到200元/噸之間，還要付75元/噸的填埋垃圾生態補償費以及90元/噸的垃圾處理費。如今將廢玻璃直接運送至企業回收，為政府省了一大筆支出。

　　據統計，廣州市僅越秀區14個街道就設置廢玻璃回收站和廢木材回收站共25個，每月大約回收利用廢玻璃350噸、廢木材550噸。廣州市各區與企業對接回收處理廢玻璃、廢木材等低值可回收物，每月回收處理達2萬多噸。自2014年以來，廣州市垃圾回收利用率穩定在10%以上，有效減少了焚燒填埋處理的垃圾量。

　　袁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前每天工作8小時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的固定收入，自從有了“加班”，他每個月至少可以多拿1000元錢的“加班費”，日常的“二次分揀”也更有積極性了。在袁身“加班”的兩個小時內，記者看到不斷有居民到垃圾分類投放點丟垃圾。一位居民說，看到袁身對生活垃圾進行分揀時不怕臟不怕累，自己扔垃圾時混投的習慣也慢慢改變了。“舉手之勞，方便你我，何樂而不為呢？”

　　2 南方日報評論：垃圾分類也要學會抓重點

　　雖然一再強調垃圾分類越是靠近前端越重要，但倘若在宣傳教育引導無法立竿見影的情況下，能否探索更適合我國現實的模式？提及此次強制分類，有專家再次提出“罰款”建議，希望以此強化“我的垃圾我負責”意識。類似的措施在部分城市早就有過，但真正執行得了的處罰并不多。只要想象一下居民與執行監督者的數量對比，就不難理解這種模式的尷尬。

    所以，在居民素質既定的前提下，罰款及其它強制措施雖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居民現實生活習慣的流程優化。比如，目前廣州試行的以回收利用帶動垃圾分類，鼓勵環衛工人和企業參與垃圾源頭分類，雖然好像與專家們強調“我的垃圾我負責”有點距離，但這種鼓勵社會參與的“垃圾分類與回收利用作業捆綁”模式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