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水資源危機 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帶來嚴重挑戰
地球面臨嚴重的水危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世界經濟論壇對全球領導人的年度調查中，水資源問題多年來都是主要危機，全世界的報紙也在連篇累牘地報道水資源危機的故事。然而聽了多年“狼來了”的故事狼卻一直沒有來，就像今年伊始，專家們預計南非開普敦將面臨水源枯竭無水可用的情況，到年中的時候當地官員又歡天喜地宣稱危機解除，水源問題并沒那么急迫。人們不禁要問，全球真的面臨水危機嗎？
答案是肯定的，然而這個答案并不是大多數人想象的那樣。只要有足夠的資金與解決問題的意志力，全世界絕大多數與水相關的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全球水資源危機，不僅僅是一個關乎生存與死亡的問題，還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帶來嚴重挑戰。
水資源危機與技術解決方案
近幾十年來，全球在三個方面面臨愈加嚴峻的水資源挑戰。
首先，全世界淡水資源的分布極不平衡，這意味著城市與農場需要巨額投入才能把水引到需要的地方。隨著全球人口總量的增加以及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長，找到足夠水源既能滿足作物灌溉的需要，又能滿足城市人口的生活用水需求就越發困難。這一挑戰直接導致世界性的對主要河流與地下水過度開發的問題。
其次，水文循環變幻無常，太多的降雨會導致洪水災害，太少又會導致干旱。雖然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不斷地與水旱災害抗爭，但氣候變化問題讓世界很多地區的降雨在級別與季節上發生很大改變，加劇了極端旱澇災害的頻率與強度。
再次，自然狀態存在的水一般來說并不適合人類飲用，缺少清潔的水源是另一個古老的難題。而且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大量的農藥、化肥、重金屬排放讓清潔水源更加稀缺。
盡管上述問題非常嚴重，但運用現有技術手段可以讓絕大多數地區避免發生真正的水危機。
第一，城市與農場的大量水資源被“有效地”浪費掉，因此面臨水源短缺的地區在改善水源使用效率上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絕大多數城市，雨水直接排到下水道，然而雨水與廢水都可以進行回收利用，新加坡就是這方面的典范，通過雨水污水利用滿足了40%的水源需求。
第二，通過滴灌以及其他節水技術，可以精準地給予植物需要的水量實現產量最大化，從而提高農業用水的效率。
第三，海水淡化技術的迅速發展，能夠保護開普敦這樣的沿海城市免遭旱災侵襲。第四，在雨季充分利用地下水含水層作為天然蓄水池，幫助農民在缺水季節渡過難關。第五，即使是高度污染的水，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得到凈化——當然需要付出成本代價。最大的難點在于，上述解決方案都價格昂貴，而從全球的層面來講，我們的討論才剛剛開始涉及由誰來買單、該付多少的問題。
解決水危機面臨的挑戰
絕大多數解決水危機的技術方案是建立在人們需要為自己使用的水付出更多費用的基礎上；絕大多數城市如果不提高水費，是無力負擔諸如海水淡化等基礎設施投資的。例如，美國圣地亞哥市在2015年修建了大型的卡爾斯巴德海水淡化處理廠后，向市民宣布截至2019年需要每年提高7%的水費來分攤費用。清潔飲用水供應也是耗資巨大的——如果要實現聯合國在全球范圍內提供清潔飲用水的標準，據評估每年至少需要1140億美元。另外一些解決全球水危機的方案，例如減少農業用水，則需要行為方式的改變——更高的水價可以用經濟的方式對行為進行更好的引導。因此不難發現，包括以色列、新加坡在內全世界水資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收著全球最高的水費。盡管在世界范圍內提高水費的經濟動機強烈，但在政策與倫理上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們普遍認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免費或以高額補貼的方式為居民提供飲用水，為農業提供灌溉用水。全球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通過修建灌溉水渠、蓄水池與提灌站，為城市的飲用與灌溉用水提供巨額補貼。很多國家的政客不敢取消對農業用水的補貼，因為農民群體是國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且“人類用水權”運動確立了水在保護人類健康與福祉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得到了聯合國的承認，寫入南非共和國的憲法中，因此提高水價也需要直面倫理道德問題。
在倫理與政治的雙重壓力下，政策制定者們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特別是，水資源定價還會引發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如何評估疊加在水資源上的附加價值（環境、文化與美學價值）。像擁有悠久歷史的恒河、尼羅河所代表的價值是難以進行量化的。
即使有一天全世界范圍突然集體決定提高水價，到底有多少城市或地區能夠負擔得起還是個未知數。要讓人們為最基礎的公共服務付更多的錢，可能在相對富裕的城市還容易一些，但對像開普敦這樣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城市來說，定是難上加難。從世界范圍來看，農民應該是用水的主體群體，他們收入微薄，提高水價無疑會增加農村的失業率并促使農民進城，這又可能威脅到糧食安全。
嚴重的水資源短缺與貧困常常讓一個國家動蕩交困，高水價在這樣的國家和地區更是難以想象。比如，也門共和國首都薩那處于海拔7500英尺（2286米）的極度干燥地區，為所有人提供足夠的清潔用水是一件成本太高、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也門、薩赫勒、敘利亞和約旦等是真正面臨水危機挑戰的代表國家，也是向全球外交政策制定者們提出尖銳挑戰的國家。可能水源問題只會困擾開普敦市的政府官員一陣子，而類似也門的水問題則足以讓其他國家也傷透腦筋。
避免水危機蔓延需要全方位協作
政策制定者需要對包括水問題在內的自然資源危機保持足夠的警惕。開普敦并沒有像人們此前擔心的那樣，因為缺水而進入無政府狀態，然而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水危機正在催生大的社會動蕩與難民問題。如果不動用大規模的國際干預結束也門內戰并重建供水網絡，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內，成千上萬的也門人會逃離這個國家。成千上萬約旦難民以及伊朗西南部的難民也可能出現逃離家園的類似情況。加沙、利比亞與伊拉克也都可能因為水危機爆發社會動蕩與難民潮。
世界各國如何通力合作才能預防此類因水源問題引發的大型人道主義危機呢？政策制定者首先應該在尊重水資源的前提下重新調整關注的焦點。包括聯合國全球水資源與和平高級委員會在內的機構都關注水問題，但其著眼點是擁有共同河流流域國家之間發生沖突的風險。化解這類風險從外交層面來說的確重要，但在現實情況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不大。從宏觀角度來看，水危機最大的影響在于動搖地區間與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格局。由于各種援助機構等對所在國及地區的政策擁有最通透的認識，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需要整合來自這些機構的資訊信息，從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角度預測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以及其他風險。
政府對水行業的補貼反而降低效率導致浪費，需要逐步取消。
在很多國家，這樣做意味著政府對大型灌溉與地下水開采工程巨額融資的終結，在政治上是非常冒險的。既不能讓窮人處于高溫干旱中，又能夠以負責任的方式幫助國家政府逐步取消燃料與能源補貼，多邊機構通過全球化的努力，已經開創了成功的先例。以美國費城為代表的一些城市啟動創新型的政策來應對水價承受能力問題并初具成效，這些經驗可供其他城市借鑒。聯合國水資源高級委員會也建立了一套機制，對差異化評估水的價值達成了共識，即使這樣做很微妙，但機制保證全球開始共同直面水價問題。盡管私人投資者對于水行業覬覦已久，但其低效率的弊端也讓他們望而卻步，而上述改革舉措能夠吸引私人投資者的資金投入。
最后，國際社會需要針對如何幫助也門這樣的國家解決嚴重的水危機展開嚴肅討論，在這些水資源脆弱國家無論成功還是失敗的案例都是人類社會寶貴的經驗教訓。一些前景不錯的項目也正在進行中——華盛頓最近公布的全球水資源戰略，為水源脆弱與稀缺的國家加強水安全方面的投資勾畫出了清晰的目標。創新型技術，例如小型太陽能海水淡化設備，也會在助力水安全的實現中大顯身手。總而言之，沒有大規模的投資，這些創新項目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對全世界的水行業來說，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用多少藍色的環保正能量洗腦，而是投入多少綠色鈔票來對行業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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