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為何“曬太陽”
當前，我國農村污水處理工程“曬太陽”情況非常普遍。
以經濟和技術水平最高的北京市為例，房山區長溝鎮2003年投資500萬元的污水處理設施，到2009年還未運行；海淀區日處理能力3000立方米的間歇式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處理廠，村鎮無力運行；懷柔區14個鄉鎮284個行政村建成的污水處理設施，無力運行……
由于制度設計、技術和運行資金等問題，造成工程普遍“曬太陽”。在北京舉行的“清華大學工程博士高峰論壇”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桑德集團村鎮污水處理國際研討會上，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如是說。
——趨勢——
未來中國污水處理主戰場一定在農村
2016年，村鎮污水處理行業年產值可達424.7億元。
我國近8億人生活在農村和小城鎮，村鎮污水治理市場空間巨大。據統計，2016年，村鎮污水處理行業可形成424.7億元產值，2020年產值可增至844億元，到2025年，這一數字可達1305億元。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王凱軍教授說，目前我國污水廠的污水處理總量已超過美國。但從數量看，美國約有14000家污水廠，我國不到4000家；從規模看，美國大型污水處理廠1050家，小型的13950家，以小型為主。我國縣城的污水處理廠1667家，城市污水處理廠2163家，以城市為主。
“污水處理的市場正在變化，未來中國污水處理主戰場一定在農村。”王凱軍說。
——問題——
缺錢、缺人、缺標準、缺模式
如今，越來越多的環保企業加入了農村污水處理市場“分蛋糕”的行列。文一波說，“以往沒人愿做村鎮污水，主要是覺得缺少與之相匹配的工藝技術，導致建設及運營成本過高，利潤偏低。經過幾年的探索和發展，技術已不再是當下中國村鎮污水發展的阻礙，真正缺少的是配套政策、監管體系、財政補貼、技術評估以及專業人才等”。
對文一波的說法，王凱軍表示贊同。他說，針對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法律和條款幾乎是空白，立法太過原則性、執法機制不健全；依靠國家補貼、“以獎促治”政策支持，主要用于設施建設，后期運行費用沒有來源；沒有明確的農村生活污染控制技術路線和管理模式等，導致補貼出來的工程“曬太陽”。
資金是核心因素。文一波說，目前中央財政引導不夠，沒有設立村鎮污水專項資金，現有的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資金中，用于村鎮生活污水處理費用偏少；補貼環節不合理，重建設輕管理。地方財政負擔較重，建設費用動輒千萬元，運行費用每年數百萬元，鄉鎮負擔大，即便經濟條件好的鄉鎮也很吃力，何況當前多數集體經濟收入微薄。居民收費困難，農村地區長期享受福利服務，尚未形成繳費習慣，年輕人外出務工，向留守老人收費更困難。
據統計，我國農村污水處理技術總計達52種，種類繁多，多套用城市污水處理工藝。文一波說，技術繁多，農村和村鎮污水排放標準不統一，不但地方不好執行，而且太寬松的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如北京的村鎮a級排放標準已嚴于國家一級排放標準，等于地表四類水，要達到這樣的標準，噸水處理價格應在5—10元，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基本上是不可能支付的。浙江最為寬松，浙江一級排放標準，介乎國家排放一級b和二級之間，又難以解決污染問題。”
此外，我國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員嚴重缺乏。60%的鄉鎮僅1名村鎮污水設施管理員；從業技術人員收入低，工作條件差，發展狀態堪憂。“上述問題不解決，我國村鎮污水處理‘曬太陽’工程會越來越多，投資建設浪費現象日益嚴重。”文一波說。
——建議——
技術+商業模式，合適才是最好的
王凱軍認為，解決好農村污水處理，不僅是技術問題，更在于商業模式的選擇。
北京農村使用了多項污水處理技術，形成了以mbr膜為主導的技術體系。但從2006年至今，工程普遍“曬太陽”。于是，很多人據此提出，膜生物反應器這樣的“高技術”不太適合農村污水處理。
王凱軍說，其實不然，在農村污水處理有運行得很好的膜生物反應工程；桑德集團的生物轉盤技術也推廣得很成功，“一個池子、一間房子、一個設備和一個人，簡單的生物轉盤技術也能成功”。因此，“技術成功與否，不但要看發明和擁有人，以及擁有的公司對這個技術是否專業，還要看商業模式是否合適”。
作為國內村鎮污水處理的先行者，桑德在技術工藝與商業模式上都進行了探索。2010年，湖南長沙縣18個鎮，只有2家鎮政府投資建設污水處理廠，但因種種因素運行還出現問題。桑德在長沙縣調研后，決定以打包方式處理18個鄉鎮的污水。
規模化后，“從最初的每噸三、四塊的處理成本，降至每噸一塊八左右”。文一波對這種打捆治理的商業模式表示肯定，長沙項目也因此成為國內村鎮水治理項目的范本，并迅速在全國各地推廣復制。
“桑德獨創的村鎮水環境解決方案，不僅是一項工藝技術，還是一套商業模式，二者的完美結合形成了比較適合當下中國村鎮水環境治理的整體解決方案。”文一波說，該方案目前仍在進一步的升級與完善中。
“互聯網+”，上下水一體化
桑德是國內“觸網”較早的環保企業。文一波說，“在村鎮水處理方面，盡管我們進入市場較早，但一直以傳統模式在做，將來隨著布局的增加，幾十萬個行政村和幾萬個鄉鎮，設施要建設、運營和管理，如何把效率提高、成本降低，需要做一些嘗試。”
文一波提出，要“互聯網+”，將農村水處理設施互聯網化。“用互聯方式，讓它做到真正的遠程監控和遠程控制運行”。還要做類似“云平臺”的系統軟件。“將來污水處理技術，一方面靠實驗室不斷做研發，調整工藝技術和工藝參數；另一方面，要靠大數據”。文一波認為，如果所有企業數據可以共享的話，這種技術上的突破將與過去靠研發突破是完全不同的。從工程角度來講，把海量數據不斷地進行分析總結完善，再反饋到生產實踐中，對技術完善和推廣應用也會有所幫助。
把農村污水處理和自來水供給結合起來。“上水和下水一體化，水務和環衛一體化，通過大數據平臺，讓系統發揮更多作用，進而使運營管理成本下降，盈利模式更豐富。”文一波說。
污水與畜禽糞便、秸稈等處理相結合
“污水處理不僅是污水無害化，而是努力把它資源化、能源化。”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錢易說，農村用水量占全國每天總用水量的60%以上，農村污水處理必須技術創新。還需跳出污水處理范圍，與畜禽糞便、秸稈等垃圾處理相結合，系統解決農村的污染、能源與肥源問題。
他山之石
日本凈化槽推廣經驗
日本農村污水處理的凈化槽推廣為何會成功？王凱軍認為，總體來看，法律規范、技術標準、認證體系、補助金制度是其推廣并健康運行的根本保障。
在法律上，日本有《下水道法》和《凈化槽法》，前者保障了城市70%左右的污水被處理；后者確保了小型污水處理約10%的污水，兩者合起來，使日本污水處理率超過80%。而我國在村鎮污水治理方面僅《環保法》《水污染防治法》，并不像日本這樣立法方向明確，針對性很強。
政策措施和資金支持，日本的凈化槽補助金制度明確了補助金額及方式。即安裝個人型凈化槽，個人負擔60%、國家補助40%；合并處理型凈化槽（即化糞池），國家補助90%、個人負擔10%。我國村鎮污水處理補貼，基本只補貼建設，很少補貼運行。
技術標準和規范，日本對小型凈化槽規定了三種主要工藝類型，對大型凈化槽規定了兩種方法和五種工藝。并有具體的凈化槽構造標準及解釋，對負荷、設備選擇、施工安裝、維護管理等都做出具體規定；日本環保部門頒布了系列凈化槽法實施規則，明確凈化槽維護檢查技術標準、清掃技術標準、使用準則、凈化槽施工技術標準等。而我國村鎮污水處理技術繁多，市場混亂；針對農村污染物排放沒有具體技術標準體系，沒有明確的農村生活污染控制技術路線和管理模式。
日本凈化槽有規范和完善的運營管理機制。指定的檢查機關、負責清掃、維護的都確定了主體。而我國村鎮污水處理管護不到位，責任不到人，管理主體不具備設施運行管理職責。現在污水處理企業提出的建設—運行—維護體系，從國家的農村制度建設上來看，還沒有提出明確想法。